河南煤化集团“收编”纳雍小煤矿

功能分化的实验冒着抛弃社会统一性并释放各种各样碎片化能量的风险。

不过，为什么政治宪法并没有承担调整社会子领域内部结构的控制任务呢？[88]这是在上文关于内部调整与外部调整的话题中讨论过的了。它们并没有参与权力和共识的生产以制定集体性决策。

中央银行倾向于把自己打扮成非政治性的专家，在做出决策时遵从事物内在的规律（lege artis），受到指令的严格约束。[63]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媒介反身性，加上针对其社会同一性的认知性和规范性反思（cognitiveand normative reflections），从技术意义上说，也还没有产生宪法。[36]未来，这些宪法权利不只是像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或者不完全合同这类概念那样片面地指向市场效率，[37]而是指向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来源：《交大法学》2013年第1期。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公约这类全球性制度，比如哈瓦那宪章（the Havana Charter）、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这里，我们找到了宪法不能被化约为某些决策程序的原因，而是需要通过内部的宪法原则以实现实质性正当化。在科学领域，库恩式的范式转移（Kuhnian paradigm shift）也属于类似现象：对主流范式的偏离被看成是异数，直到理论灾变促成了范式转移。如果沿袭政治宪法学的思考方法来考虑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的话，首先从修宪程序上，毫无例外地可以肯定，修改宪法的建议必须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出后，整个修宪的构想和程序才能真正启动，如果离开了这一政治决断的过程，一是修宪的杠杆根本无法启动，二是即便是其他程序启动了修宪程序，也应当判定为缺少政治合法性。

以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为例，从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两重进路出发，都可以发现一些修宪的必须理由。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来推动宪法修改，似乎符合习惯，但仍然有一个时机和认同的问题。四、可接受性的修宪策略既然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在对待宪法修改问题上各有理论优势，那么，实际中的宪法修改如何启动呢作者曾在年前试图以政治宪法学的学术思路来启动学术界对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非常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十七大报告基本精神为宪法修改指明方向的修宪命题，不过年过去了，这样的修宪命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没有获得决策层的青睐，可以说，没有获得政治宪法学角度的借力。还有，所谓的有争议问题不改原则也会遇到有争议的问题如何通过规范的宪法程序来解决，如果将宪法争议搁置一边放着不管，恐怕与规范宪法学的要旨完全相悖了。

年月日胡适先生在《每周评论》上撰文《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那种空谈来自外国的某一理论或者主义，而忽视具体问题解决的研究方法，认为空谈主义尽管并不困难，但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既没有用处，也很危险。[4]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学术上的当面的论争己有多次，典型的有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基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种立宪主义思考（高全喜教授主讲，2008年12月27日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陈端洪主讲，2010年4月10日于清华大学）、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高全喜主讲，2010年5月7日于人民大学、人民也会堕落：政治宪法学的视角（高全喜主讲，2010年6月26日于北京大学）、战争、革命与宪法——兼论中国现代宪制的发生学要素之一（高全喜主讲，2010年10月24日于浙江大学、财富、财产权与宪法—兼论中国现代宪制的发生学要素之二（高全喜主讲，1010年10月25日于浙江大学）等。

[16]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远东图书公司（台北）1971年发行第3版，第357页。从李鹏委员长提出的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修宪观来看，这里的改应当是宪法变动的意思，而不是狭义上的宪法修改，即宪法变动可以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两个代表机关并不是简单并列关系，全国人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作者认为，这两种方法在方法论上确实无法摆脱主义的痕迹，但是，确实给宪法学理论研究带来一定的系统性。

如果一件东西立意是好的，是符合主流的，但是，实施和操作起来会产生权衡得失这样的平衡法则的挑战，如此政治宪法学的话语鼓吹宪法修改就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略显唐突，需要引进一些规范宪法学的分析因素才能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规范宪法学内含着一种学术理想，其最终的发展方向应当有一种模范宪法的标杆。只有将年宪法序言关于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宣示和宪法第一条、第二条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阐释中国主权的阶级结构及其代表结构。三、可改可不改的实用主义修宪观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九次修改宪法的活动，总的来说，宪法修改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产生的，宪法是社会实现的生动写照。

林教授倡导的规范宪法学认为，既往宪法学研究存在的致命缺陷是将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完全混同，呈现科学性、解说性和政治性的特征，[10]完全是一个有病的学科。其次，以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核心精神为基础来全面修改现行宪法文本中与党的十八大报告表述不一致的地方必然是政治宪法的当务之急，如果在时间段上略有错位或者在修改内容上不能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要求，此种修宪的正当性就会存在疑问。

尤其是什么时候可以采用全面修改方式，什么时候可以采用宪法修正案方式，在法理上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在当下，如果单纯地从规范宪法学的规范性要求出发，要启动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宪程序是很困难的，尽管从规范宪法学的角度来审视现行宪法文本的相关规定，存在着大量的需要规范的宪法文本事项，但这些需要规范的事项在过去的年中，甚至是过去的年中，并没有实质性地妨碍宪法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故规范要求相对较弱。

像任何代表制一样，在中国，主权者人民也不能亲自出场，而需经由代表行使主权。[5]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如果从狭义的修宪意义上来看，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的修宪观可以从政治宪法学的话语获得比较好的解释，[18]而从规范宪法学的立场出发，这样的修宪观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谁来判定需要修改、可不改的标准是什么等逻辑难题的困扰。[13]前注[7]，林来梵书，第286-288页。不过如果从规范宪法学的基本要求来看待宪法修改，在宪法文本明显缺少逻辑上的合理顺序、正确的数量关系、常态的对称性、价值点之间的平衡‘明显不矛盾等规范特征时，对宪法文本的规范要求就是从科学意义上界定宪法特征的必要条件。到底哪些应当改，哪些不应当改改什么，改到什么程度，这里的认识角度存在较大差异。

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 npc. gov.cn/npc/oldarchives/dbdh/dbdh/common/zw. jsp@ label = wxzlk8rid二2889.h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0月29日。近几年来，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辩在宪法学界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其热度引得很多踌躇满志的年轻学者急于给自己寻找队伍，但也有很沉稳的，例如，我国学者童之伟教授在八二年宪法三十年研讨会上[3]就公开表明了对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发烧现象的批评，指出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未来的前途在于发现真实的宪法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或方案，而不是急于给自己的学说贴上标签。

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在武装力量内部实施。但至少来说，年现行宪法被政治宪法学诊释得与政治已经无法脱离干系，政治与法律之间完全融汇在一起，通过1998年第三次宪法修改所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必然会染上浓重的民主政治的色彩，现行《宪法》第条所规定的法制统一性问题会因此而出现一些需要作出更精确解释的地方。

本文旨在再做一次年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的吹鼓手。[6]徐秀义认为：在我国，作为一种宪法惯例，历次修改宪法，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议，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接受这种建议而提出。

由上推论可知，政治宪法学在解释是否要启动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程序、怎样修改等这些宪法问题时显然并不需要做过多的论证，似乎只需要一定程度的鼓吹热情就可以启动修宪的话题。[11]林来梵：宪法学的方法与谋略，载王亚新等《法学进阶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8年版。中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军兵种、军区，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决定、命令，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当然，与政治宪法学角力的过程中，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两者都没有在学术上真正做到画地为牢，唯一给宪法学界带来的是一种借力发势。

这里显然就会产生一个修宪的思想原动力问题了。[2]2008年10月23日上午10时，科学发展观与宪法修改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法学院隆重举行。

从规范宪法学的要求来看，目前确实有一些非得从修改宪法条文上才能解决的规范性问题。[3]2012年8月4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八二宪法三十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载http://www. iolaw. org， cn/showNews. asp? id二31385，，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2月29日。

[16] 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一样，其实质已经显示出主义的特色，但却缺少主义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虽然给人以主题集中、思想突出的诱惑，但是，却在问题与主义之间埋下了知识链接上的断层与障碍。胡适先生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鲜明体现了其实用主义的世界观。

两种方法都是不满于传统宪法学的平庸和无奈，都想有所建树，在科学的意义上重新整理宪法学人的思考进路。能够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来实行宪法变动的，就无须启动宪法修改程序来变动宪法。形式上不规范的宪法文本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实现宪法自身的法律功能，当然，要充分地实现宪法文本的政治理想也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15]但纵观规范宪法学年来的发展轨迹，除了在表述方法上保持了对规范宪法学意识的警觉之外，并没有在传统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就宪法问题划上一个清晰的界限，或者是说为传统比较封闭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奉献一块独有的问题领域。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四川大学法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载http;//www. Iolaw. org. cn/showNews. asp? Id=17663，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0月29日。最后，在政治宪法学的话语体系下，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核心精神其性质就是实质性的政治宪法，在正当性上与作为形式的宪法文本应当是互通有无的，在某种意义上，即便内容没有及时反映到宪法文本中，也不能否定其政治宪法的地位。

但是，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所倡导的分析宪法问题的方法和揭示出的独有的宪法问题域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13]林氏规范宪法学进一步主张较之于宪法变迁，宪法修改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更值得重视的规范变动形态。

【关键词】政治宪法学。也就是说，就良性违宪论而言，其论者是不忍实在的宪法规范如此无足轻重地受到现实的冲击，为此索性通过贴上‘良性这样一种标签，把许多‘冲击视为善意行为，以此来缓解朴实的‘宪法条文拜物教心理中的那种痛苦和紧张。